關于鄭和遠航aabb形式的四字詞語

尋尋覓覓、熙熙攘攘、空空蕩蕩、冷冷清清、轟轟烈烈、平平安安、坎坎坷坷、磕磕絆絆

有關于鄭和和鄭和遠航的資料

第一次：明永樂三年至永樂五年（公元1405—1407年）。永樂三年六月十五日，明成祖派鄭和及副使王景弘等出使西洋（指今文萊以西的南洋各地和印度洋沿岸一帶），率水手、官兵、翻譯、采辦、工匠、醫(yī)生等27800余人，乘長44丈，寬18丈大船（寶船）62艘，還有很多附帶船只，編著嚴整有序的隊形，踏著萬頃碧波，乘風破浪，浩浩蕩蕩出洋了。如此巨大的船只，如此龐大的船隊，航行于浩淼無垠的海洋之中，這在中國的歷史上以及世界的歷史上都是首屈一指的。寶船船隊滿載絲綢、瓷器、金銀、銅鐵、布匹等物自劉家港（今江蘇太倉瀏河鎮(zhèn)）出發(fā)，經(jīng)福建——占城——爪哇——舊港（今蘇門答臘島東南部巨港）——南巫里（今蘇門答臘班達亞齊即南浡里）——錫蘭（今斯里蘭卡）——古里（今印度科澤科德）。永樂五年九月二日（公元1407年 10月 2日）鄭和回到南京。蘇門答臘、古里、滿剌加（今馬來西亞馬六甲）、小葛蘭（今印度奎?。?、阿魯（今蘇門答臘島中西部）等國國王遣使隨船隊來中國“朝貢方物”。第二次：明永樂五年至永樂七年（公元1407—1409年）。永樂五年九月十三日，在鄭和回國十幾天后，就第二次下西洋了。主要訪問了占城、爪哇、暹羅（今泰國）、滿剌加、南巫里、加異勒（今印度南端）、錫蘭、柯枝（今印度西南岸柯欽一帶）、古里等國。于永樂七年夏七八月間回國。鄭和專程到錫蘭，對錫蘭山佛寺進行布施，并立碑為文，以垂永久。碑文中記有“謹以金銀織金、紡絲寶幡、香爐花瓶、表里燈燭等物，布施佛寺以充供養(yǎng)，惟世尊鑒之”。此碑于1911年在錫蘭島的迦里鎮(zhèn)被發(fā)現(xiàn)，現(xiàn)保存于錫蘭博物館中，是用漢文、泰米爾文及波斯文所刻，今漢文尚存，是中斯兩國友好關系史上的珍貴文物，也是斯里蘭卡的國寶。第三次：明永樂七年至永樂九年（公元1409—1411年）。永樂七年九月（公元 1409年10月）“命正使太監(jiān)鄭和、王景弘等統(tǒng)領官兵二萬七千余人，駕駛海舶四十八號，往諸番國開讀賞賜?！保ㄙM信《星槎勝覽》）此次仍由劉家港啟航，至福建開洋。所歷國家“……太監(jiān)鄭和赍敕使古里、滿剌加、蘇門答剌（臘）、阿魯（今蘇門答臘島中西部）、加異勒、爪哇、暹羅、占城、柯枝、阿撥把丹（今印度的阿麥達巴丹）、小柯（葛）蘭、南巫里、甘把里（今印度西部坎貝一帶）諸國，賜其王錦綺紗羅?！保ā睹鲗嶄洝肪戆巳┯罉肪拍炅铝眨ü?411年7月6日）鄭和還京。鄭和一下西洋時，曾至錫蘭山，其王“亞烈苦奈兒侮慢不敬，欲害和，和覺而去。亞烈苦奈兒又不揖睦鄰國，屢邀劫其來往使臣，諸番皆苦之?！保ā睹鲗嶄洝肪硪灰涣┻@次鄭和回國途中特去訪問錫蘭，他又發(fā)兵五萬劫鄭和船只。鄭和臨危不懼，率兵2000抄其后路，生擒亞烈苦奈兒并家屬頭目?；貒?，獻俘于朝。群臣主張殺之，成祖為維護兩國人民間傳統(tǒng)友誼，“憫其愚無知”，命釋放，給以衣食，令再立其國中賢者為王。海外聞之，無不感服，而鄭和“有智略知兵習戰(zhàn)”，遇大險，能鎮(zhèn)定自若，迅速決定克敵制勝之策，具有大將風度。第四次：明永樂十一年至永樂十三年（公元1413—1415年）。鄭和前三次出使都是在東南亞和南亞一帶航行，行至古里而返航。近鄰各國友好來往加強了。而成祖以“遠者猶未賓服”（《明史·忽魯謨斯傳》），所以再命鄭和遠航至阿拉伯-波斯灣、紅海、東非海岸一帶?！扒蔡O(jiān)鄭和等赍敕往賜滿剌加、爪哇、占城、蘇門答剌、阿魯、柯枝、古里、南渤利、彭亨（今馬來西亞彭京河口）、急蘭丹（今馬來西亞哥打巴魯）、加異勒、忽魯謨斯（今霍爾木茲海峽格什姆島）、比剌（卜喇哇）、溜山（馬爾代夫群島）、孫剌（似今莫桑比克的索法拉）諸國王錦綺紗羅絹等物有差。”（《明實錄》卷一三四）此次出使，鄭和曾親至西安羊市大清真寺聘識回文者哈三充通譯，還有馬歡也任通譯同行。據(jù)馬歡所著《瀛涯勝覽》云：此行有寶船63艘，大者長44丈，闊18丈，中者長37丈、闊15丈。共27670人，規(guī)模仍然很大。永樂十一年十月（公元1413年）出航，永樂十三年七月八日（公元1415年8月 12日）回國。第五次：明永樂十五年至永樂十七年（公元1417—1419年）。永樂十五年五月十六日出航。到占城、爪哇、滿剌加、錫蘭、柯枝、古里、阿丹（今亞丁灣西北岸一帶）、剌撒（今也門民主共和國亞丁附近）、木骨都束（今摩加迪沙）、麻林（今肯尼亞的馬林迪）、卜剌哇、忽魯謨斯、蘇祿、彭亨、沙里灣泥等地。永樂十七年七月十七日（公元 1419年 8月 8日）回國內(nèi)。這次出訪，滿剌加、古里、爪哇、占城、錫蘭、溜山、麻林等19國都遣使朝貢，辭還，命鄭和等與其偕往，賜各國國王錦綺紗羅彩絹等物。應柯枝國王可亦里之請，賜其印誥并封其國之山為鎮(zhèn)國山，明成祖并親制碑文賜之，以志友好。第六次：明永樂十九年至永樂二十年（公元1421—1422年）。第六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務是送忽魯謨斯等16國使臣返國。永樂十九年正月三十日（公元1421年3月3日）復遣“鄭和等赍敕及錦綺紗羅綾絹等物賜諸國王”，與 16國使者偕行。這次所到之處有占城、暹羅、滿剌加、榜葛蘭（孟加拉）、錫蘭、古里、阿丹（阿拉伯半島）、佐法兒、剌撒、溜山、柯枝、木骨都束、卜剌哇等地。所到國家很多，多是分■（分批、分隊之意）而行。永樂二十年（公元 1422年）八月十八日返還。第七次：明宣德六年至宣德八年（公元1431—1433年）。明宣宗宣德六年閏十二月，此時明成祖及仁宗已逝，鄭和年已60歲，仍率27550人的船隊遠航。“凡所歷忽魯謨斯、錫蘭山、古里、滿剌加、柯枝、卜剌哇、木骨都束、喃勃利、蘇門答臘、剌撒、溜山、阿魯、甘把里、阿丹、佐法兒、竹步（索馬里）、加異勒等二十國及舊港宣慰司，其君長皆賜采幣有差。”（《宣德實錄》卷六七）鄭和船隊于宣德七年（公元1432年）十二月二十六日至忽魯謨斯，于宣德八年二月二十八日開船回洋，行二十三日，三月十一日到古里，二十日大■（大批、大隊）船回洋。鄭和就在此歸途中病故，遺體由隨船官兵運載回國，葬于南京中華門外牛首山下?，F(xiàn)此墓尚存。

三寶太監(jiān)下西洋是怎樣的典故？

夸耀“我祖上也闊過”，早已是國人所鄙棄的淺薄心態(tài)。但無須我們夸耀，明朝的一位太監(jiān)帶領龐大的船隊的的確確創(chuàng)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奇跡。這一頁輝煌的歷史或許可讓現(xiàn)代中國人備感自豪，更使我們品味到自豪后心中泛起的苦澀。洪武九年（1376年），山西平遙訓導葉伯巨的一份奏疏，讓明太祖朱元璋勃然大怒，道：“這是離間我骨肉，快點抓來，我要親手射死他！”原來，朱元璋在加強皇權的同時，大力推行分封制，將其24個兒子和一個重孫，分封在全國各地。對此，他躊躇滿志地以為——分封諸王世襲鎮(zhèn)守，以血濃于水的骨肉親情，便足以輔弼皇室，確保大明王朝的長治久安。然而，他沒有料到，藩國勢力的發(fā)展，勢必將威脅中央皇權的安全。倒是人微言輕的葉伯巨，敏感地預見到了這一點，遂以漢初的“七國之叛”和西晉的“八王之亂”為例，上書直言分封制的弊害。然而，朱元璋不僅一意孤行，反而將他囚死獄中。洪武三十一年（1398年），朱元璋龍馭賓天。尸骨未寒，骨肉之間便展開了血腥的廝殺。建文元年（1399年），燕王朱棣起兵北平（今北京），攻奪親侄子——建文帝朱允炆的皇位，史稱“靖難之役”。這場刀光劍影的兵燹持續(xù)了3年，建文四年（1402年），勢如破竹的燕兵攻入京師（今江蘇南京）。在一場混戰(zhàn)中，皇宮大院燃起了大火。當火勢撲滅后，發(fā)現(xiàn)了幾具燒焦了的尸體。據(jù)說，他們便是建文帝、馬皇后及其長子朱文奎的遺骸。不過，由于史書記載的自相矛盾，建文帝的下落一直是個謎。有人說，兵燹劫亂中，建文帝喬裝改扮成和尚，逃離了京城……朱棣即位后，年號“永樂”。為了使自己的皇位繼承合法化，他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。當時的官方史書掩蓋了建文帝的年號，而人為地將明太祖的統(tǒng)治時期延長了4年，即從洪武三十一年延長至洪武三十五年（1398年～1402年），以便于永樂朝的銜接。然而，建文帝4年的統(tǒng)治，畢竟難以從當時人的記憶中被輕易地抹去。特別是建文帝“出亡為僧”的傳說，在朝野上下眾說紛紜，連朱棣本人也將信將疑。故而《明史·鄭和傳》說，朱棣當了皇帝后，疑心建文帝朱允炆逃亡海外，就派鄭和下西洋查訪行蹤。對此，清人萬斯同吟詠道：西洋萬里人蹤絕，洪濤淼淼誰能越。揚艙不憚黿鼉居，凌波直簸蛟龍窟。蠻邦海外紛如埃，語言屢譯猶致猜。忽驚漢使浮槎至，疑是天兵乘霧來。我皇聲教已遐普，天威更欲揚遠土。殊方從此識中華，異寶因之輸內(nèi)府。昔聞漢帝開西域，亦越唐皇啟北庭。黷武久蒙青史誚，洪濤何事更長征。人言讓帝遁西極，此舉意在窮其跡。被褐已辭黃屋尊，泛舟寧作滄波客。何妨尺地使容身，應念高皇共本根。徒使狂濤填猛士，幾曾窮島遇王孫。宿師海外余十載，讓帝行蹤意安在。遺事人傳三寶名，窮兵徒發(fā)千秋慨。詩中的“三寶”，即七下西洋的太監(jiān)鄭和。鄭和本姓馬，小名三保，云南昆陽（今云南晉寧）人。他在洪武年間入宮當了一名小宦官，起初是在燕王朱棣的藩邸內(nèi)任職。“靖難之役”中，鄭和出人戰(zhàn)陣，立下了汗馬功勞，故而提升為太監(jiān)，并被賜名“鄭和”，世稱“三保（寶）太監(jiān)”。對此，鄭和的老家昆陽，迄今還流傳的一句俗語說：“馬不能登殿，皇帝賜姓鄭?！憋@然，“賜姓”之后便可“登殿”，也就是說得到了明成祖的賞識。永樂二年（1404年），鄭和出任內(nèi)官監(jiān)太監(jiān)，不久又擢升為司禮監(jiān)掌印太監(jiān)，成了朱棣得力的內(nèi)臣，并奉命出使西洋。當時，以婆羅洲為中心，將今南海以西（約自東經(jīng)110°以西）的海洋及沿海各地（遠至印度及非洲東部），概稱為“西洋”。明代的西洋，也包括今天的東南亞。在明代初年，這一帶的局勢一直處于動蕩不安之中。例如，洪武四年（1371年），渤泥國王馬合謨沙就上表明太祖朱元璋，說：今有皇帝的使臣來，開讀了皇帝的詔書，知道皇帝登了寶位，與天下做主，俺心里好生喜歡。本國地面，是阇婆管下的小去處，乍消得皇帝記心。這幾日前，被蘇祿家沒道理，便將歹人來，把房子燒了，百姓每（們）都吃害了。記著皇帝詔書來的福蔭，喜得一家兒人沒事?！衬嘣诮窦永锫け辈康腂mnei（文萊），蘇祿故地則位于今菲律賓的蘇祿群島。當時，南洋群島一帶的眾多小國，由于宗教信仰的不同，隨著各自勢力的此消彼長，相互之間沖突不斷。類似于渤泥這樣的弱小國家，自然希望北方的大國——中國能為他們調解彼此間的糾紛，并在他們遭受強鄰侵掠時，能夠主持公道。然而，明太祖對待外國，采取“不為中國患者，不可輒自興兵”（不成為中國禍患的，不隨便出兵）的政策，對當時的諸多爭端均置身事外。特別是在胡惟庸案發(fā)后，明朝與周邊鄰國的關系漸趨冷淡。及至明成祖即位之初，東南亞的許多國家已不再定期向明朝納貢。這對于將自己視作“天朝上國”之君的朱棣來說，顯然是難以容忍的。再加上明成祖為了制造聲勢和籠絡人心，改變因“靖難之役”帶來的不利政治局面，更是希望通過“宣揚國威”，提高自己的聲望。因此，鄭和下西洋，初衷是明王朝為了維護自己在東南亞地區(qū)的權威、招致各國來朝而實施的重大舉措，更是為搜尋廢帝朱允炆的行蹤。永樂三年（1405年）六月，鄭和統(tǒng)率的遠航船隊從蘇州的劉家河（今江蘇太倉東的瀏河鎮(zhèn)）啟程，乘風破浪，泛海至福建長樂，然后借海上信風之助。由閩江口五虎門揚帆出海，“云帆高張，晝夜星馳”，遠涉重洋，前往鄰邦異域。鄭和下西洋的主要航線，是從中國東南沿海出發(fā)，穿越馬六甲海峽，橫渡印度洋，遠至波斯灣和非洲東海岸。此次，鄭和統(tǒng)領的舟師，奉命出使占城（越南南部）、爪哇（印度尼西亞爪哇島）、舊港、滿剌加、阿魯（今印尼蘇門答臘島中部）、蘇門答剌（蘇門答臘島北部）、南巫里（在蘇門答臘）、錫蘭（斯里蘭卡）、小葛蘭（在南印度西岸）、柯枝和古里（南印度西岸的科澤科德）等國。在明朝初年的南洋群島諸國中，以爪哇最為強盛，時常騷擾鄰國。洪武末年，爪哇已吞并了鄰近的三佛齊，并進而覬覦蘇門答剌。故而，明成祖派鄭和前往招徠蘇門答剌，詔封其酋長為蘇門答剌國王，賜以印誥。這樣一來，爪哇就不能不有所顧忌，收斂其并吞蘇門答剌的野心。及至永樂五年（1407年）五月，鄭和的首航圓滿結束?；貒鴷r，爪哇、滿剌加、阿魯、蘇門答剌、小葛蘭和古里等國的使節(jié)，也隨行來朝。永樂五年（1407年）九月，鄭和再度出使，前往占城、爪哇、暹羅、蘇門答刺、南巫里、柯枝和錫蘭諸國，直到永樂七年（1409年）夏回國。永樂七年九月，鄭和第三次出使，走訪了占城、爪哇、滿剌加、蘇門答剌、錫蘭、小葛蘭、柯枝、古里、暹羅、南巫里、加異勒（南印度東岸）、甘巴里和阿撥把丹。并于永樂九年（1411年）六月回國。不久，滿剌加國王以及古里、柯枝、蘇門答剌、阿魯、彭亨、急蘭丹（馬來半島東岸）、南巫里、加異勒和爪畦使節(jié)先后來華。這三次出使，鄭和船隊的活動范圍均不出東南亞和南亞，而主要是穿梭來往于東南亞各國。鄭和遠航的船隊，滿載著瓷器、絲綢、錦綺、紗羅、麝香、鐵器和金屬貨幣等，所到之處，不遺余力地宣揚明朝的國威，邀約各國派遣使臣前來中國“朝貢”。同時，還以強大的武裝力量為后盾，告誡那些喜戰(zhàn)好斗者循理安分，偃兵息武，從而極大地緩解了中國與海外諸國的緊張關系，建立起東南亞與南亞沿海國家間的區(qū)域和平局勢。此后，從永樂十一年（1413年）冬第四次出航起，至宣德七年（1432年）最后一次出使為止，鄭和又四下西洋。其行蹤不僅遍及今東南亞和南亞各地，而且還到達了西亞和非洲的東海岸。忽魯謨斯（伊朗）、祖法兒（佐法兒）、阿丹（紅海的亞?。⒈蓉?、竹步不喇哇（屬索馬里）、木骨都束（索馬里的摩加迪沙）、麻林（屬肯尼亞）和天方（即麥加）等地，都留下了鄭和船隊的足跡。綜上所述，永樂、洪熙、宣德三朝，鄭和先后七下西洋，率領萬人舟師，在“洪濤接天，巨浪如山”的海洋上航行，歷涉三十余國，打通了中國直達波斯灣、紅海和東非海岸的航路，并開辟了多條航線。對此，隨從鄭和出使西洋的馬歡，作有一首《紀行詩》寫道：皇華使者承天敕，宣布綸音往夷域。鯨舟吼浪泛滄溟，遠涉洪濤渺無極?！聦嵶C明，鄭和使團“宣布綸音往夷域”的成效是相當顯著的。永樂十三年（1415年），在明朝人眼里位于“極地”的麻林國，遣使前來中國貢獻“麒麟”（長頸鹿）。在中國，“麒麟”自古就被視作瑞獸，賦予了神秘的色彩?！皹O地”之國麻林所獻的“麒麟”，自然成為明朝聲教遠被、國威赫赫的一個顯著例證。鄭和船隊七下西洋，稱得上是15世紀歐洲地理大發(fā)現(xiàn)以前世界歷史上規(guī)模最大的海上探險活動，是世界航海史上極為輝煌的一頁。鄭和船隊在向非洲東部赤道以南沿海的航行中，曾發(fā)現(xiàn)了馬達加斯加島，那兒離好望角已經(jīng)不遠了。1487年（相當于明代的成化二十三年），一支葡萄牙艦隊在巴托羅繆·迪亞士的率領下，從紅海南下才到達馬達加斯加島的對岸，發(fā)現(xiàn)了好望角，但比鄭和船隊要晚七十余年。鄭和遠航西洋的年代，還比1492年（弘治五年）意大利人哥倫布發(fā)現(xiàn)美洲新大陸早了近九十年：比1498年（弘治十一年）葡萄牙人達·伽馬繞道好望角到達印度，早了九十多年；也比1515年～1522年（正德十年到嘉靖元年）葡萄牙人麥哲倫環(huán)球航行早一百多年。鄭和船隊是當時世界上規(guī)模最大的遠航船隊，比1588年（萬歷十六年）西班牙的無敵艦隊還要龐大。無論是從組織的健全還是裝備的精良等方面來看，在當時均屬無與倫比。對此，英國學者李約瑟博士就曾指出：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其他亞洲國家更為出色，甚至也比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都更為杰出，以至于所有的歐洲國家聯(lián)合起來，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的海軍相匹敵。鄭和下西洋所用的大型寶船長44，4丈，闊18丈，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航海巨舶。鄭和船隊通常擁有六十余艘寶船，連同中小船只在內(nèi)，共計二百余艘。這樣大型的船隊，由寶船、馬船、糧船、坐船和戰(zhàn)船等多種不同用途的船只所組成。船隊的人員一般均在2，7萬人左右，配備相當齊全。有專門負責接待外國使臣的舍人，掌管糧餉和對外貿(mào)易的戶部郎中，負責醫(yī)務的醫(yī)官、醫(yī)士，負責觀察星象和掌握氣象變化的陰陽官。各船還有旗軍（掌軍旗者）、火者（掌羅盤、航海圖者）、番火長（外國領航員）、舵工、通事（翻譯）、辦事（商業(yè)人員）、書算手（財會）以及各類修理工和船工、民工人等，大體可分為指揮、航海技術、軍事和后勤4個系統(tǒng)，組織分工嚴密精細，井井有條。船上滿載著航行途中的各類生活必需品、軍火器械以及作為貿(mào)易品和饋贈品的絲綢布匹、陶瓷器皿、麝香、金銀制品等。相形之下，稍后的歐洲船隊遠遠不能與之相比。達·伽馬前往印度時率領的葡萄牙船隊，由160名船員組成，僅有4艘輕便快船，最大的也不過120噸，其次為100噸，最小的只有50噸；哥倫布航行美洲，所率水手僅88名，駕駛的船只僅3只帆船，最大的“圣瑪麗亞”號是100噸，另兩只分別只有60噸和50噸：麥哲倫1519年環(huán)球航行時，率領265名船員，分乘5艘帆船出發(fā)，其中，130噸的兩只，90噸的兩只和60噸的一只。這樣的規(guī)模，自然無法與鄭和船隊的龐大規(guī)模相比肩。從鄭和下西洋的史實來看，明朝政府在遴選外交人才方面是相當有眼光的。之所以選擇鄭和，不僅是因為他深得明成祖的信任，更重要的還在于他具有伊斯蘭教徒和佛教徒的雙重身份。據(jù)史書記載，鄭和是回族人，其祖父和父親都曾到過天方（麥加）朝覲，被稱為“哈吉”（意即巡禮人），與阿拉伯商人有過一些接觸，對西亞的風土人情和商務狀況亦略知一二。另外，鄭和還在永樂元年（1403年）得到明成祖朱棣的親信、高僧道衍（即姚廣孝）的召引，接受了菩薩戒，成為佛門弟子，法名“福善”。從此，人們又稱他為“三寶太監(jiān)”。這樣的雙重身份，使得鄭和作為外交人選，具有與西洋各國的伊斯蘭教徒和佛教徒相互交往的便利。因為在鄭和下西洋的時代，東南亞一帶有不少國家均信奉佛教。如當時的暹羅、真臘、錫蘭、古里等國，佛教徒均占到居民的90％以上。而且，自唐宋以來，伊斯蘭教的勢力也已逐漸向東擴展，西洋各地的商業(yè)活動，大多被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所操縱。在明代的西洋各地，信奉伊斯蘭教的國家相當多，如南亞居民信此教者約占70％，中亞、西亞的阿拉伯諸國，更是伊斯蘭教盛行。由此可見，選擇鄭和作為外交人選，顯然是相當明智之舉。事實也證明。以宗教作為維系感情的精神紐帶，確實是深謀遠慮的決策。譬如，永樂七年（1409年），鄭和奉命在錫蘭設立刻有漢文、泰米爾文和波斯文三種文字的布施碑。這一“錫蘭山寺碑”以三種文字刊刻，向三大宗教布施，反映了中國傳統(tǒng)文化對于宗教問題的寬容。特別是它在海外宣傳了中國對亞非各國信仰佛教的尊重，有利于提高明朝的威望。從主觀上看，明成祖派遣鄭和下西洋，是想提高他在海外的威望，擴大自己的政治影響，其著眼點是對外宣揚威德。因此，鄭和等人對于海外諸國，不論國家大小，一視同仁，所到之處，感之以理，服之以德。他在歷次出使途中，每到一地，均首先向當?shù)貒趸蚯蹰L宣讀詔敕，其次則對其王、妃、臣僚等加以賞賜。隨后，當?shù)貒趸蚯蹰L或有所貢納，或與鄭和一行交易貨物土產(chǎn)。鄭和船隊雖然擁有人數(shù)眾多的精銳部隊，但從不以大國兵威去欺侮或掠奪海外諸國。在鄭和七下西洋的過程中，只有三次訴諸武力。第一次是在舊港擒獲海盜陳祖義。舊港位于今印度尼西亞，原名三佛齊，是由南海進入印度洋的交通要道。洪武年間，廣東潮州人陳祖義因犯事舉家逃來舊港，投奔渤淋邦國王麻那者巫里手下為將。國王死后，他糾集一幫海盜，自封為酋長，劫奪過往商船財物。永樂五年（1407年），鄭和自西洋凱旋，途中遣人招諭陳祖義，祖義詐降，潛謀邀劫。當?shù)厝耸┻M卿密告鄭和，鄭和遂出兵擒斬陳祖義。并賜施進卿冠帶，歸舊港為大頭目，以主其地。不久，又敕封其為舊港宣慰使。鄭和此舉為鄰近各國除了一大害，也為明王朝與西洋各國的友好往來打開了海上通道。從此以后，不僅鄭和船隊在海上再也沒有受到海盜的攻擊，而且東南亞一帶長期存在的海盜問題也基本上得以肅清。第二次動用武力是在錫蘭擒獲有心劫奪的國王亞烈苦奈兒。亞烈苦奈兒在當?shù)亟?jīng)常邀劫過往使臣，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時，即曾到過錫蘭山。傲慢不敬的亞烈苦奈兒，就對鄭和蠢蠢欲動，意圖謀害，因被鄭和及時察覺而沒有得逞。鄭和第三次出使回朝途中，再過其地。亞烈苦奈兒見財眼紅，頓起邪念，誘騙鄭和至其國中，令太子納顏強行索要金銀寶物，并發(fā)兵搶劫船隊。鄭和得知虛實之后，當機立斷，指揮步卒兩千余人，出間道乘虛攻拔其都城，一舉擒獲亞烈苦奈兒及其妻子、頭目，然后啟航將俘虜帶回中國。稍后，明成祖寬大為懷，將他們遣返回國。第三次動武是在蘇門答刺擒獲偽王蘇干剌。此次沖突肇因于蘇門答剌國內(nèi)的政治矛盾，鄭和為了自衛(wèi)，也為了幫助蘇門答刺平定內(nèi)亂而不得不訴諸武力。當時，鄭和奉使來到蘇門答刺，賜其國王宰奴里阿比丁彩帛等物。蘇門答剌前偽王之弟蘇干剌，正要篡奪宰奴里阿比丁的王位，見此情狀，遂遷怒于明朝使臣，怨恨后者不曾對自己頒發(fā)賞賜，于是領兵數(shù)萬邀殺明軍，鄭和率眾應戰(zhàn)。結果，蘇干剌敗走，鄭和追至南勃利國，將蘇干剌及其妻子俘獲，并于永樂十三年（1415年）獻于行在。顯然，這三次使用武力，都是在萬不得已的情況下才付諸實施的。而且，即使是自衛(wèi)成功，也從不攻城掠地，常常是在懲戒了來犯者之后，又主動設法與該國建立正常的友好往來。這一點，是明代前期處理對外關系中比較成功的一個方面。鄭和七下西洋，是中國歷史上曠古未有的偉業(yè)，可與張騫、班超出使西域相輝映。在這二十多年間，鄭和船隊跨越了半個地球，大明的旗幟高高飄揚在整個東南亞和印度洋，清楚地顯示了大明王朝的政治及軍事優(yōu)勢，將明朝的聲威最大限度地遠播于殊方異域。特別是它完全打通了通往南洋各國的海上交通，在海外重新樹立起中國的威望，客觀上為此后華僑開發(fā)南洋，創(chuàng)造了一些有利的條件。關于這一點，從15世紀至17世紀的200年間移居南洋之華僑數(shù)量劇增的史實中，可以得到部分的證實。對此，梁啟超先生曾指出，因鄭和下西洋后而移居南洋諸島的中國移民，當不下五百四五十萬人，如果再加上與土人雜婚者，可達700萬人?！拔餮笾E，著自鄭和”，的確是毫不夸張的說法！紛至沓來的華僑，將中國本土高度發(fā)達的生產(chǎn)技術和物質產(chǎn)品，源源不斷地向南洋各地輸送。大批的華僑篳路藍縷，辛勤勞作，對南洋社會的開發(fā)和發(fā)展，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而這一切，與鄭和下西洋顯然是分不開的。時至今日，在東南亞各國，還保留有許多紀念鄭和的遺跡。如印度尼西亞爪哇島的三寶垅、三寶港、三寶洞、三保井、三保墩、三寶公廟，蘇門答臘島上的三寶廟，馬來西亞馬六甲的三寶山（或中國山）、三寶城、三寶井，泰國的三寶港、三寶公廟、三寶宮、三寶禪寺、三寶寺塔，北婆羅洲的中國河、中國寡婦峰，等等。其中，泰國三寶公廟中的一副對聯(lián)特別耐人尋味：“七度下鄰邦，有名勝跡傳異域。三寶駕度航，萬國衣冠邦故都?！睂θ龑毺O(jiān)的信仰，成為凝聚東南亞華僑的一種精神力量。鄭和遠航西洋，第一次打開了通往東非的航路，充分顯示出明代造船業(yè)的先進水平和高超的航海技術，并積累了寶貴的海圖資料，為中國人的地理知識增添了新的內(nèi)容。我國沿海冬春之間為東北季候風，適于船舶遠航西、南洋；而夏季則為西南季候風，此時則宜于船只回航。鄭和七下西洋，都遵循季候風的規(guī)律，其往返年月，均在適宜之信風期。鄭和船隊充分利用風力，并將天文、地理知識與羅盤針的使用結合起來，確定了精確的方向和航向。鄭和航海圖》（即《自寶船廠開船從龍江關出水直抵外國諸番圖》）及其附圖《過洋牽星圖》，對航海路線作了詳細的記錄。它以南京為起點，最遠至非洲東岸的慢八撤（今肯尼亞的蒙巴薩），將航向、航程、停泊港口、暗礁和淺灘的分布情況，詳細地繪制成地圖。這不僅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完整的航行地圖，而且還留下了15世紀以前我國關于亞非兩洲最為詳盡的地理圖籍。如果我們將《鄭和航海圖》與其前后的一些地理著作相比較，就不難看出《鄭和航海圖》特具的科學價值。譬如，元代汪大淵所著的《島夷志略》一書，所收外國地名僅100個，而《鄭和航海圖》中出現(xiàn)的外國地名為其3倍，海圖的相對精確性得以大大提高。即使是在200年后出現(xiàn)的《東西洋考》一書（張燮著）所附的一幅亞非地圖中，其中的記載也不如《鄭和航海圖》詳細、準確和清晰。隨同鄭和使團出訪、擔任通事（即翻譯）的馬歡、費信和鞏珍等人，還分別著有《瀛涯勝覽》、《星槎勝覽》和《西洋番國志》，以生動簡潔的文字，對到訪的亞非各國之地理位置、歷史沿革、名勝古跡、聚落都會、山川形勢、氣候歷法、商業(yè)貿(mào)易、風俗習慣和語言文字等，都作了詳盡的闡述，其內(nèi)容多為前人所未言及。這些著作，為研究15世紀初期亞非各國的歷史狀況，提供了翔實可靠的資料。鄭和還總結航海經(jīng)驗，寫出了《針位編》，成為遠洋航行的寶貴資料。他在第七次航海前（1431年），曾在福建長樂天妃宮立碑，記載了前6次航海的經(jīng)過，這是我國航海史上的重要文物。鄭和七下西洋，始終奉行了“宣德化而柔遠人”的政策，以和平友好為宗旨，加強中國與東南亞、南亞和非洲各國的友誼。鄭和船隊對異國不懷有任何野心，它以建立和發(fā)展同各國人民的友好關系為使命，從不以奴役他族為榮，絕不以強凌弱，以大欺小。所到之處，皆平等待人，秋毫無犯。即使是在貿(mào)易的過程中，船隊成員也都能人鄉(xiāng)隨俗，買賣公平，從未倚仗武力強買強賣。由于七下西洋出色地完成了和平友好的使命，使得中國在西洋諸國的聲望大大提高，故而許多國家都紛紛遣使前來表示友好。以《名山藏·王享記》所列東南夷59國為例，永樂年間遣使往來的就有43國。永樂九年（1411年），滿剌加國王率妻子、陪臣等來朝，使團成員多達五百余人；渤泥國王不幸病逝北京，成祖為之輟朝3日，并葬于德安門外，謚日“恭順”；蘇祿國王在歸途中病逝于德州，明朝政府亦葬之以禮。永樂十四年（1416年），遣使至中國的有古里、爪哇、滿剌加等18國。永樂二十一年（1423年），西洋來貢者共16國，計一千二百多人。這些友好的交往，與地理大發(fā)現(xiàn)時期歐洲航海家的海盜行徑，有著根本性區(qū)別。后者每到一地，往往先立石“留念”，以表示他們的國家占領了這個地方。為了得到黃金和土地，他們常常將掠奪、奴役和殺人越貨作為主要手段。當然，我們在審視數(shù)百年前的這段歷史時，也毋庸諱言，鄭和下西洋亦有著相當大的負面影響。首先，從鄭和的出身來看，他是內(nèi)官監(jiān)的太監(jiān)，而內(nèi)官監(jiān)在當時是負責采辦宮廷所需的一個機構，皇室所需的各種奇珍異物，大都要向海外尋求。而這些，正是鄭和的職責所在。鄭和下西洋，每到一地，除了頒發(fā)明歷、印信以及大量的金銀賞賜外，主要就是辦理皇差——從事貿(mào)易活動。鄭和船隊有寶船六十余艘。寶船，又名“取寶船”或“寶石船”。顧名思義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獵取寶貨（如珍珠瑪瑙、奇禽異獸等），以供皇帝及其家族享用。故而船隊每次出使歸來，都帶回了諸如象牙、染料、香料、胡椒、硫磺和寶石等西洋土特產(chǎn)或手工藝品，甚至還有各種珍禽異獸，如獅子、駝鳥等，所謂“歸到京華覲紫宸，龍墀獻納皆奇珍。重瞳一顧天顏喜，爵祿均頒雨露新”，說的便是當日的真實情狀。遠征的開銷除了來自皇帝的私囊及其代理機構外。不少也由沿海各布政司負擔。遠洋航船是在南京龍江船塢建造的，每只寶船的造價約需五六千兩白銀。水手則招自福建，船隊由約2，7萬名左右的水手操縱。所載的貨物包括上等絲綢、刺繡和其他的奢侈品。作為在航程中贈送給當?shù)亟y(tǒng)治者的禮物。七次下西洋帶走了大量財貨，如金銀、絲綢、瓷器、鐵器、銅器以及錢幣等。這些財貨除部分用以交換海外珍寶和方物外，許多都是無償?shù)馁p賜品。據(jù)《廣志繹》記載，明初府庫充溢，鄭和下西洋時，賚銀700余萬，十載后僅剩百余萬，所費計600萬兩白銀。這些開銷除用以海外貿(mào)易者外，大多用于賞賜。龐大的船隊需要巨額的開支，但換回的物品卻大多是珠寶、象牙、香料和犀角等奢侈品，這就大大加重了一般百姓的經(jīng)濟負擔。對此，羅懋登的《三寶太監(jiān)下西洋演義》曾形象地描繪了明成祖的心態(tài)。它指出朱棣對鄭和船隊下西洋，也是“一則以喜，一則以懼”。喜的自然是明朝的聲威遠被，而懼的則是：“這個船數(shù)又多，制作又細，費用又大，須是支動天下一十三省錢糧來，方才夠用，這不是一則以懼？”此雖小說家言，但卻也反映了當時的真實情形。因此，史書上稱鄭和下西洋為“寶船弊政”。其次，當時的中國只有“天下”觀而不曾有“世界”觀。明成祖在南京天妃宮碑上勒石留世的詩中這樣寫道：視天下兮福蒼生，民安樂兮神悠寧，海波不興天下平，于千萬世休養(yǎng)聲。這里的“天下”，既指明朝的兩京十三布政司，也包括中國四周的“外夷”。明朝統(tǒng)治者對外并無平等的國家觀念，而是實行一種懷柔政策，以“天朝上國”之君主自居，通過“宣德化而柔遠人”的方式，讓一些國家前來“朝貢”，表示對中國的“臣服”，以滿足“惟我獨尊”的虛榮心。盡管下西洋是一種政治行動，為此在經(jīng)濟上作一些必要的犧牲本無可非議。但這種懷柔政策，以中國在經(jīng)濟上吃虧。而在政治上得到虛名來實現(xiàn)的?！昂裢怼?，從不計較海外諸國貢物的好壞多寡，回禮一律從豐，以獎勵他們遠來中華的誠心。鄭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在于擴大政治影響，而不在于發(fā)展海外貿(mào)易，故出使期間所進行的貿(mào)易，都被限制在“朝貢貿(mào)易”的范圍之內(nèi)。許多國家在朝貢的名義下與中國做著發(fā)財?shù)纳?，這種千載難逢的機會，使得外國使節(jié)們以空前的規(guī)模從各個地方帶著貢品來到中國。雖然熙來攘往，煞是熱鬧，但這種朝貢貿(mào)易，對于中國而言只有政治意義，而無經(jīng)濟價值，反而成為國家財政的一個沉重包袱。早在永樂年間，明朝政府就已經(jīng)深深地感到朝貢貿(mào)易是一項重大的經(jīng)濟負擔，鄭和下西洋招來的一批又一批的使節(jié)，使得賞賜開支應付不暇。據(jù)統(tǒng)計，永樂年間，每年來貢的外國使團平均有7個。在六下西洋回朝時，竟出現(xiàn)了16國派遣使臣1200人同時來朝的局面，這確實是曠古未有的“盛事”。不過，在統(tǒng)治者為此心花怒放的同時，由此頒發(fā)的賞賜品之耗費，顯然也是空前的。就這樣，朝貢貿(mào)易的規(guī)模越大，明政府的開支就越多；前來朝貢的次數(shù)越多，明朝財政的虧損就越大。長此以往，必然會導致國庫枯竭、財政短絀。很明顯，這種只算政治賬不算經(jīng)濟賬的做法，一旦國力衰落，